第336章 336朱棣可沒領會他爹的意思

王布犁稍微思考了一會才開口道：

“陛下，有沒有可能民間用於交易的商品數量總是有限的，因此朝廷可以用來徵稅的也極為有限。

到了一定程度，商人無利可圖，做生意的人少了，商稅沒有絲毫減少。

南宋就只能進一步的增加兩稅制的附加稅，國土面積小，軍事壓力大，中央屢屢向地方徵調賦稅。

地方官府不得不以附加稅等各種苛捐雜稅向百姓征斂，再加上地方官貪腐，征斂的更兇。

民生凋敝之下，南宋無力應對外來武力，最終崩潰。

正如唐太宗所言，割股啖腹，腹飽身斃。”

就算大宋的商業再發達，它也是農業社會，沒那麼多的經濟剩餘。

哪有太多的稅給你收，盤子就那麼大點。

權貴們吃的盆滿缽滿，剩下的才是小民所分，一旦權貴沒吃到盆滿缽滿，留下來給小民的份額就更少了。

南宋如何能維持住基本盤不崩？

王布犁的話倒是讓朱元璋若有所思，那南明沒有存續下去，也是有這個緣故嘍？

朱標是有些理解的，因為他的老師們曾經教導過他。

在“商鞅變法”之後，王朝雖然以君權為核心、以土地為支撐點而建立，但它畢竟承認君主應該“為天下人位天下”“為天下治天下”的制度理想。

要是沒有這一點，那政權就沒有正義支持，也無法綿延不倒。

哪像元朝一樣，從建立之初到滅亡都是以掠奪為根本。

成吉思汗的名言是：“天下土地寬廣，全靠自己去佔，掠奪別人的一切，才是男人最大的快樂。”

即使到了政權相對穩定的窩闊臺時期，他也曾認為中原地區的漢人得來無用，考慮殺光，以便讓草木生長，把地用來放牧。

不過大臣耶律楚材勸他保留漢人從事生產，然後向他們徵稅，這樣一年至少可以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遠遠勝過掠奪或者放牧。

於是，蒙古政權在中原地區開始建立徵稅制度。

一年之後，窩闊臺高興地對耶律楚材說，要不是你的建議，我怎麼能得到這麼多錢

所欲大元與中國曆代傳統政治有著很大的不同。

大元開國初的數個財政大臣，幾乎都是來自中亞的商人，並無治國經驗，各行省財政官員，常常任用那些號稱能帶來更多收入的人。

忽必烈時期，姚文龍聲稱可以從江南地區獲得2500萬兩銀子的財賦，於是被任命為江西宣慰使。

總之，就是誰能給朕搞來更多的錢。

朕就用誰當官。

大元對於治國的制度也就那樣，很是粗糙，反正自古以來放牧那就是粗獷管理。

蒙古的皇帝很是不懂“坐寇流寇”的區別。

靠徵稅的“坐寇”比靠劫掠的“流寇”能獲得更多的收入。

朱元璋打出一張牌，瞧著王布犁道：

“朕就是鑑於宋元的教訓，知道國家的收入建立在收商稅上會過分壓榨百姓，所以朕才排斥商稅，重點收取田地賦稅作為大明的主要來源。”

這也是黃仁宇評價的內向、保守的“洪武型財政”。

短期內緩解了大明的財政壓力，但是隨著時間的驗證，成為大明中後期財政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

元代財政是為了掠奪民眾的財富而產生的，因此大量使用了最為便當的稅商形式，並特別運用了包稅制和濫發紙幣這兩種惡劣的掠奪手段，以至於到最後帶來官民雙輸的結果。

朱元璋也深受其害，自然是不能放任這個教訓在大明上演。

“陛下說的在理。”

王布犁附和了一句，其實老朱能想出這法子已經是很棒了。

只是哪有百年的政策，最終還需要根據實際情況而不斷的進行調整。

朱元璋過於保守，認為用他制定出來的法子，就已經能夠保證大明長久的運行下去。

“朕方才在想窮富變化的事情，從洪武三年開始，就記錄了人員和財產的戶帖制度。”朱元璋喝了口茶水：“所以朕一直都在想，要以戶為單位建立更加嚴密的人口賬冊。

在賬冊上登記各戶的姓名、年齡、丁口、田宅、財產，以裡110戶進行彙總裝訂。

每十年一造，經核定後，一式四份分別送戶部、布政司、府、縣，以作為徵派錢糧、僉發徭役的依據。

地方官府必須及時把土地產權變更情況記錄在內。”

“陛下，此法大善。”

胡惟庸連忙吹捧了一句，儘管這種模式在應天府已經實行很多年了，就是沒有合適的機會推廣到全國去。

最主要的是還是籍屬，主要分為軍民匠三大類。

“那便從今年開始重新釐定。”

朱元璋也懶得多廢話，其實這種造冊的事情，他很重視上面的真實性，也是因為空印案大怒。

反映地方政府真實收支狀況的財政賬冊，居然可以臨時填寫，而且在填寫之前就已用印，這意味著具體經辦人員無論怎樣填寫都已經被上面的主管官員認可。

如此一來，朱元璋想要通過財政賬冊來監控下級政府及具體經辦官員的目的，顯然達不到。

可是在實踐操作中，如果不使用空印，賬冊制度運行就可能成本過高或者根本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