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8二楊之爭

出了正月，京城的各大衙門已經恢復了正常的辦公，來自兩京十三省的各種奏疏公文送入京師，再分派到各個衙門裡處理，最後再由各部把決議上奏皇帝知曉，緊急奏疏除外，那是要直接面聖的，處理完後再發出。

 
這就是京城官場的運轉模式。

 
大明的天下已經一百餘年，按理說應該是天下太平無事，即便有些地方小打小鬧，天災人禍不斷，可事務卻不見減少。

 
每天依舊是流水一樣的公文入京再發還，管理著整個大明帝國疆域內發生的大小事兒。

 
這麼多年下來，雖然明初由太祖朱元璋定下了朝廷的框架，可是各部不時出現大量公務堆積，為了運轉順暢，所以不得不一次次擴充人手。

 
到了地方，類似情形也不顯見，各省三司及地方官署職位更是膨脹數倍。

 
明朝官場有個很有意思的情況，那就是朱元璋定下了一個比較合理的官制，但是卻同時出現官冗和官缺的問題。

 
冗官，指無專職而備執行臨時使命的官吏，亦指閒散無事的官員。

 
在中國古代，人浮於事、機構臃腫常成為社會沉重的負擔，北宋時期尤為嚴重，歷史教科書上就有北宋的“冗兵、冗官、冗費”的記載。

 
歷北宋一朝，官員氾濫成災始終困擾朝廷。

 
明代官制分為三個部分，即中樞、地方和軍事，那時在選用官員上有一種說法叫做“三途並用“，在《明史·選舉史》中也記載“進士為一途，舉貢等為一途，吏員等為一途，所謂三途並用也。”也就是通過這三種途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為官。

 
朱元璋在設置官制時，充分考慮了官員之間相互牽制的職能，分散官員權力，不僅增加了一些官位出來，還因為要拉攏人心，實行蔭庇制度。

 
對有功勞的官員，往往都能得到蔭庇，子孫就可以享受到特權，有資格當官。

 
官員多了，處理的事務分散了，結果在遇到事兒的時候往往就會出現相互扯皮、推諉的現象，於是往往又只能新設置一個官職來管理扯皮事務。

 
當形成循環後就造成了人浮於事，互相推脫責任，使官場越來越臃腫，幾乎成為了災難，而且對於國家的財政負擔也非常大。

 
而官缺問題的原因，則主要是因為黨爭和正常的官員致仕以及都察院言官的肆意彈劾。

 
官員年老致仕很正常，黨爭引發官員落馬也很正常，言官風聞奏事也很正常，只是當空缺出官職後，因為各種原因，往往在官位空缺後卻不能找到合適官員去接替。

 
不是沒人，而是因為空出來的位置太多人去爭取，結果往往無法達成一致，最後官位就一直空缺。

 
明初時期，國家建立伊始，還處於建章立制的探索時期，歷經戰亂的士人多隱居不出，加之朱元璋對官員要求極高，願意入仕讀書人太少，所以開始執行有利於讀書人的優免條例。

 
而到了中後期，則基本和黨爭有關，一些重要職位的爭鬥往往會引發巨大的朝堂風波。

 
缺官的消極影響也非常顯而易見，它帶來的辦事效率過低，比如在需要解決一件事時卻找不到相應的官員去辦，這時對於這件事情的解決就會非常滯緩，也會引起怠政的出現。

 
偶然的官缺，在一些崗位上暫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是正常的，但是明朝時的官缺卻是長期的，這是非常不利於朝政發展的一種情況。

 
可以說，從洪武朝到正德朝，大明的官員都是不斷增長的，而在嘉靖朝初期，嘉靖皇帝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精簡，但是到了嘉靖皇帝執政的中後期，面對國內層出不窮的事務，官員群體很快就出現反彈。

 
不過這些變化，嘉靖皇帝或許都已經看不到，畢竟在他眼裡的朝廷，現在似乎只剩下六部的尚書和侍郎，以及其他的五寺二監二院一府的官員。

 
“前兩日，楊尚書才去了密雲見楊選，沒想到兵部就發生了那檔子事兒。”

 
京城，裕王府一間書房內，裕王坐在座位上，有些憂心忡忡的說道。

 
“楊尚書應該也沒想到，興化那邊局勢會變成那樣，看軍報上說，俞大猷和戚繼光可都已經趕到了興化府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