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7嚴嵩，老了

明朝景泰元年，朝廷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

 
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這就是明朝首次允許以納貢的形式入監，而入監的目的自然是以國子監生的名義進入仕途，雖然品級不高，但畢竟有了官身。

 
此例行四年後暫罷，但是在成化二年，南京發生大饑荒，守臣建議，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入監。

 
由此，納貢成為常例，在朝廷缺乏糧食、馬匹甚至草料的時候，都會按此例執行。

 
雖然正統讀書人對此頗多非議，甚至禮部尚書姚夔上奏:“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並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於陋。”

 
對此，明憲宗以為然，再次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但是之後弘治、正德乃至嘉靖朝，每當朝廷需要時無不以此解決物資緊缺的難題。

 
現在，葛縉再次以京營缺馬而太僕寺難以籌措為理由，申請兵部上奏此事。

 
楊博知道，這份奏疏上去，嘉靖皇帝那裡肯定是會答應的，至於旁人的非議，還是由他們吧。

 
作為兵部，解決軍方難題才是正務，至於非議，當這些人升到高位又面臨此難題時，納貢依舊是最後，唯一的解決法子。

 
細細看完張守直的條陳，和以往慣例一樣，京衛武學生員有願納銀納馬入監者，取武學師生並該衛所保結已應舉者納銀二百四十兩，未應舉者銀三百二十兩，民間及軍餘也可按此辦理，來京納貢。

 
在職武將也可以納貢獲得升遷，鎮撫要銀一百兩，指揮需銀一百四十兩，都指揮以上納銀二百兩，若已立功一年至四年者，各照年限職品遞減

 
在外衛所軍餘有願充承差者、印吏、役者，布政司知印納銀一百兩，馬以四匹，外貼銀八兩；都司知印及布按二司承差銀八十兩，馬以三匹，外貼銀十兩；都司承差銀七十兩，馬以三匹；布按二司吏與銀六十，酌馬以二匹，外貼銀十兩；都司及各府死馬寺行太僕寺鹽運司吏典銀四十兩，馬以一匹，外貼銀十四兩。

 
各司府首領幷州縣吏典銀二十兩，衛所吏典十五兩，供於本省府納免其考選候缺參補。

 
可以說，只要願意出銀子納貢，幾乎可以買到全部中低級吏職，甚至普通人納貢二十兩銀子，就可以授以冠帶。

 
其實，授以冠帶的納貢雖少，卻是很大的一塊收入。

 
地方上商戶甚至小地主，只要有財力都會選擇此項，因為給了這筆銀子，就意味著他們可以和讀書人一樣，公開穿戴以前不能使用的材質製作的衣服。

 
在封建社會時期，人們的衣著不僅是美的體現，更能表現出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明初，朱元璋更是建立了十分嚴苛地服飾等級制度，不同人群的衣著特點有明顯的不同。

 
比如商人群體，朱元璋出身貧寒，自幼見慣了唯利是圖的商人，所以對他們十分鄙夷，在登基之後也想盡辦法打擊商人的發展，比如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沒有建立完善的商稅體系等。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朱元璋將商人從服飾上與其他百姓區分開來，不允許善根穿戴絲織品，以此打壓商人的地位。

 
要打破這種桎梏，要麼就是商人家庭出現讀書苗子獲得出身，要麼就是以納貢的方式解除這種限制。

 
實際上，按照朱元璋本心，納貢制度應該是不被允許的，只不過後代子孫在面對實在難以解決的困難時，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法子。

 
“既是按照舊例，我也沒什麼好說的。”

 
楊博已經看過了條陳，也知道這主意應該是張守直和葛縉商量後的結果，自然不能輕易否決，即便他內心其實不想使用這個法子。

 
看向葛縉，楊博說道:“葛侍郎，此奏疏有你草擬，到時候我遞交上去。”

 
“是，大人。”

 
葛縉和楊博一樣，都是兩榜進士出身，要說對於納貢沒有想法是不可能的，可是坐在這個位置上，想的只能是如何解決問題。

 
京營缺馬的原因，他通過調查已經知曉，可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