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和大米 作品

第325章對大企業壟斷說不

    雖然引來了不少的反對理論, 但是經過幾年發展,人們已經逐漸相信了該學說。

    這幾年來在威廉四世的明暗兩面推動下,達爾文進化論在荷蘭傳播也助長了這一思想,大多數荷蘭人都贊成達爾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幫慢慢將這一信條應用到了自己的社會生活中。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個人利益市人民從事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同時人又是理性的,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人們能在個人的經濟活動中,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如果這種經濟活動不會受到干預,那麼,經由價格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人們不僅會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還會推進公共利益”

    1862年1月,威廉四世在荷蘭國會上,左手持堪稱經濟界的聖-經《國富論》,捧著《進化論》, 他要求荷蘭國會和政府推動民眾思想開發的同時,也要求在社會經濟中發展自我調節能力,為經濟自由競爭的發展提供真實的土壤。

    由於威廉四世的強力支持,這兩種思想在荷蘭的傳播,都進一步使得荷蘭人堅定自由放任的經濟策略。

    1862年年初,在荷蘭排名第三、世界排名第21名的格蘭寧根大學裡面的經濟學院院長薩克姆教授,時常在課堂上用適者生存的理論給學生們進行類推,受到學生們的普遍歡迎。

    薩克姆的觀點後來逐漸演變成為社會達爾文學說。這一學說的提出,人們的商業活動和社會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達爾文適者生存理論的支配。

    顯而易見,崇尚自由的荷蘭人不喜歡政府對經濟進行嚴格的管制,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也會反對政府在經濟領域實施一些規範性的舉措。

    正是在這樣的意見下,荷蘭內閣政府和州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及經濟管制措施。最為顯著的就是銀行法、關稅、完善立法機構的額內部結構以及公用土地給與鐵路公司。荷蘭人並不認為這些法規與自由競爭的理念相悖,相反,正是這些法規為荷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自由空間。隨著大型企業和金融組織的發展以及荷蘭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動,荷蘭人渴望獲得更多的工業化帶來的商品成果和服務,同業也擔心新的社會關係所帶來的的負面影響。